这与仇外心理无关。
贵国某个政党的少数成员试图控制 14 亿人，但他们一旦意识到国内的情绪可能发生变化，就会立即变得害怕。
他们顽固地试图推行一项计划，并告诉你任何能让你冷静下来、让一切看起来正常的事情。
一旦有人独立思考，大声质问 "但这里面的道理有问题！"，国家机器就会狠狠地钳制住他们。
国家机器越是这样做，就越是担心会引发抗议。
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长征中就学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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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系≠民间关系
1627年10月2日，明信王朱由检即位，即明思宗崇祯皇帝。
五岁时，其母刘氏获罪，被时为太子的光宗下令杖杀，年幼的朱由检随即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后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其兄长明熹宗册封为信王。1627年9月，明熹宗驾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登基，次年改元崇祯。
而最初，魏忠贤曾在熹宗病逝前打算垂帘摄政，但在施凤来的反对下才罢休。后来魏忠贤又一度打算借助提督忠勇营的太监涂文辅发动政变，但被崔呈秀以“恐外有义兵”劝止。朱由检在守丧期间极其谨慎，他听从了兄嫂张皇后的建议，为避免被人下毒毒害，他入宫前偷偷把丈人周奎家中制作的麦饼藏在衣内，不吃皇宫中提供的任何饮食。朱由检即位后，陆续有大臣杨维垣弹劾阉党骨干成员崔呈秀，崇祯帝得以借机逐步削弱魏忠贤的权力。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
崇祯帝一生操劳，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崇祯年间的勤奋，与万历、天启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他平反冤狱追恤了许多在天启年间被太监魏忠贤逼害致死的东林党官员。人人都认为皇帝圣明将可以中兴国家，但事实上其手下宫宦、官员仍然贪风难，而且崇祯帝为人刚愎苛察，故颇为朝鲜君臣所诟病。
崇祯六年，全陕继续出现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李自成发动起义，建立政权、北方满人不断对王朝进行骚扰入侵，摆在崇祯帝面前的仿佛是一盘死棋。据说李自成入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1390年至1486年，中国内地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西班牙银元与其他外籍银元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亦有人估计明末时，全国流通的银两总数不可能超过7.5亿两。可见明末财政危机多么严重。
“朕自登极（或作登基）十有七年，虽朕凉德藐躬（或作薄德匪躬），上干天咎（或作天谴、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帝最后在景山老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时（1644年4月25日），时年33岁。而他只统治了明朝16年。
崇祯皇帝和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不同，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崇祯通过勤政，力图挽救明朝祖辈皇帝的过失。推翻明朝的李自成在《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即位的时候，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财政危机严重到拖欠官兵三十个月军饷。加上崇祯帝个人才干不高，在内外交困之下最终无力回天，明朝灭亡。
谈迁在《国榷》这样评价崇祯帝：“先帝（崇祯）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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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7年10月2日，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成功归国。
2.1683年10月2日，清朝康熙帝统一台湾 。
1895年10月2日，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开学 。
3.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正式通车 。
4.1931年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 。
5.1949年10月2日，广东战役开始 。(可以将其算在西昌战役中)
6.1964年10月2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京公演 。
7.1990年10月2日，厦门航空公司发生劫机事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8.1995年10月2日，首座都市丛林篮球场在北京启用 。
9.1941年10月2日，莫斯科保卫战开始 。
10.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
11.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 。
更新点实时的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音乐会上，在场所有人齐声合唱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歌曲，其中包括著名歌曲 《歌唱祖国》。
《歌唱祖国》是由王莘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期间作曲、填词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多年以来，《歌唱祖国》在中国重大国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中被作为礼仪曲、开场曲或尾声结束曲多次演唱，被称为“第二国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1928年10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72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之后依此为指导制定了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中华民国进入训政时期。
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后，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之规定，军政已经结束，国家将进入训政时期。《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颁布后，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统治地位。文件虽然借用了来自于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形式，但本质上是用于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
摘自约法第三十条：“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地方任免权同理。很明显国民党不允许其他政党与之分享政治资源。
训政初期，各地方党部气焰一度嚣张，以党揽权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根据国民党党报报道，各地党部好似当地的太上政府，无论什么事，不是干预政府的行政，就是扰乱人民，予人民以不良的影响。在大革命后加入国民党的青年人数占总人数的三成以上，蒋介石认为这批青年会受到共产党的煽动，“沾染”共产党的作风，破坏中国的建设工作，于是更加重视于旧官员的任用，保证了新政权在传统官僚轨道上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国民党52万党员，却要对中国约3亿人口实现统治，这种统治无疑是脆弱的。国民政府只能一方面任由地方土豪劣绅胡作非为，一方面继续任命旧官僚进入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权中延续下来。
就这样，国民党实行了相对独裁而又弱势的党制国家秩序，这种秩序无疑深受国民厌恶。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训政结束程序法》，结束训政时期政府运作。但其独裁统治仍在继续，“民选”总统李宗仁实际受蒋介石控制。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国民政府匆忙迁台，在政权动荡的台湾动用大量军队实施戒严，把独裁统治带到了台湾。
参考：
党政关系: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
https://fh.pku.edu.cn/docs/2018-11/201811101656261712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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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4日，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在当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价率先急跌，随后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暴跌，持续一个月方才止息。这次事件还伴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从1925年的顶峰走进下坡，最终促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不单止美国，世上主要奉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国家，均受到相当严峻的冲击。
华尔街股灾与美国1920年代投机风气炽热的现象环环相扣，当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大洒金钱购买股票，其中不少投机者更以资金杠杆的形式买入更多股票，现象并不健康。踏入1929年3月，股票经纪日常贷款予小投资者的金额，相当于股市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市场上的总贷款额超过85亿美元，比美国当时流通货币总额还要多。股价的上涨吸引更多人投资股票，同时股民期望股价会继续上升，在投机买卖下进一步推高股价，继而形成了经济泡沫。在1929年9月，标准普尔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达32.6，明显高于历史走势。不少经济学者皆认为，这个现象在现代经济史中异常地引人注目。
历经华尔街股灾后，市场持续出现恐慌性抛售股票，达到人心虚怯的地步。从 1930 年 4 月 17 日到 1932 年 7 月 8 日，市场价值持续缩水 89%，成千上万的投资者破产，许多股票无法以任何价格出售。美国政府之后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度提高关税。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大萧条时期美国进出口减少67%，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
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但美国经济不景气最大且最恐怖的影响，是1933年德国纳粹党的胜选。
“ 任何人在1929年中买入股票，而且一直持有的话，那么他／她就要白白待大部分的人生消逝，才可赚回自己所亏蚀的。 ”
——理查·M·萨斯曼
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发生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标志着葡萄牙从君主制国家转变为共和国。这场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是1908年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及其继承人路易斯王子遭遇刺杀，这严重打击了君主政体的稳定性。
到了1910年10月4日，革命正式爆发。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共和党人，他们得到了军队的支持。
革命的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里斯本，对于葡萄牙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影响有限。
这场革命结束了葡萄牙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并没有立即解决葡萄牙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葡萄牙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国家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1993年10月4日，在“十月事件”中（也称宪政危机），叶利钦下令对议会大楼进行攻击，导致约数百人伤亡，这场冲突最终以叶利钦的胜利告终，议会支持者被镇压，俄罗斯政体转变为总统制共和国。
这场宪政危机导致了俄罗斯政治体系的根本变化，叶利钦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在12月举行了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正式确立了俄罗斯的总统制政体。
苏联彻底灭亡。
1982年10月5日，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自1959年恶化以来，首次有苏联副外长访华。自此中苏关系开始解冻。
关于中苏关系
国共内战中共胜利后，中国在重建、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的援助；中国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敌意排除了接受西方援助的可能性，从而有必要与苏联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外交关系。斯大林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视为遏制美国侵占苏联在东亚势力范围的可行伙伴，拉拢中共也能增强共产主义集团在冷战国际体系中对抗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利益趋同苏联政府照会，决定与新生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专列，前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随后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见面。次年，2月6日，台湾空军轰炸上海（二六轰炸），解放军空军力量薄弱，中共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但提出中苏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苏联远东边疆和中亚地区、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此文件，但同意把它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取代了《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这项不平等条约。
【俄罗斯艺术家伊万诺夫作《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a/195103_%E4%B8%AD%E8%8B%8F%E4%B8%A4%E5%9B%BD%E4%BA%BA%E6%B0%91%E5%8F%8B%E8%B0%8A%E4%B8%87%E5%B2%81_%E4%BC%8A%E4%B8%87%E8%AF%BA%E5%A4%AB%E4%BD%9C.png】
尽管中苏条约谈判的反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程度不一、中苏经济关系发展难以预料。但中国凭借在朝作战的优越表现，防止联合国军打过鸭绿江，还是赢得了大量的苏联援助。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重点是称为“156项”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过去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并提供相应技术。
然而好景不长，中苏双方很快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斗争加剧。对马列“正统”地位的争夺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是中苏双方的主要和最终旨趣，
因此，中苏双方都不遗余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视对方为“异端”。
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主义的党；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给中共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国方面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从中国方面的正统观点来衡量，给苏共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帽子，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再加上各种历史矛盾冲突，1960年代中后期，中苏冲突升级。苏联和蒙古达成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帮助蒙古的南方边防，并在那里驻军。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号召“反苏修”，苏联方面也出版了大量宣传资料批判文革和毛泽东。1967年，中国成功试爆氢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氢弹实验是针对华约集团的核威胁的一次重大反击。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加剧，1967年冬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发生“七里沁岛事件”：1967年11月底，中苏军人在珍宝岛北面不远的七里沁岛发生争斗，中方伤100多人、苏军伤10人左右，至1968年1月5日，苏军又出动装甲车轧死、撞死中国渔民数人。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960年至1969年，由苏方挑起的各种边境事件达五千多起，其中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
1968年，苏联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而此前在1961年时，苏联在那里有12个不满员的师和两百架飞机，在1968年增至25个师、1200架飞机、200枚导弹。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中国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叛徒集团”。1968年10月，与苏联克格勃有关的《伦敦晚报》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到台湾秘密访问十天，路易斯见到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提出苏联想与台湾联合进攻中国大陆的想法。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史称“珍宝岛事件”。虽然最后中国获胜，并开始大规模修建人防工事，但苏联考虑对中国进行报复。珍宝岛事件后，中共方面则号召广泛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国性战备运动，同时秘密筹备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备战成为重要议题。8月13日，中苏双方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铁列克提事件”，中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共28人、包括3名记者。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两国开战在所难免，苏联一度考虑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在珍宝岛冲突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截获的T-62坦克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thumb/1/1b/A_Soviet_tank_was_captured_by_PLA%EF%BC%8C1969.png/300px-A_Soviet_tank_was_captured_by_PLA%EF%BC%8C1969.png】
【交恶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分裂选边，红色为苏联阵营，黄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阵营，黑色代表中立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4/Sino-Soviet_split_1980.svg】
1975年通过不断的备战，解放军的总兵力达到了610余万。1981年，苏联开展“西方-81演习”，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以震慑美国,中国等敌对国家。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随着其全球扩张战略受阻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意识到有必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大幅度调整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对外政策，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这是自中苏交恶三十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中苏关系在此次访问后全面正常化，尽管苏联在两年后宣布解体。
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如何看待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中苏建交初期，双方将各自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在中苏关系破裂时，面对整个华约集团的威慑，中国没有选择妥协，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抗衡美苏两国。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捍卫了整个民族的尊严，体现了反霸权主义的崇高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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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工作开始，首批国民革命军52师从福建省出发赴台。
然而台湾“光复”不久后，政府频传贪污行为，军政人员纪律败坏、实施统制经济限制民间经济活动；国民政府将在台湾所接收的物资无偿运往中国大陆，投入国共战争。资源委员会规定，供应三千至四千万吨台煤、及五十万吨稻米，做为国共内战之军需，惟供米指示因台湾本身粮食不足，遭到长官公署拒绝；15万吨糖被国府列为敌产拨为中央运送上海销售，其中1/8归台湾糖业公司收入。《华盛顿每日新闻》报导中国“剥削台湾更甚于日本”、“腐败地榨取富裕的台湾”。此类问题影响台湾经济甚深，引发民怨，物价上涨十倍以上，及滥印台币应付财政支出，导致通货膨胀严重，战后第一年的生产指数，竟达不到大战结束前一年的一半。
失业问题严重，报纸报导民众饿死街头，治安比日治时期更差，1945年台湾的刑事案件比日治时期的1944年增加了28倍，四处盗贼横行，台湾人饱受来台大陆军政人员歧视，并处以种种不公平的对待，普遍引发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满，导致后来民怨总爆发，发生台湾全岛反抗的二二八事件。
关于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上午10时，专卖局台北分局接获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烟等活动之密报，派出傅学通、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叶得根等6名查缉员，会同警察大队派遣的4名警察，前往淡水港追查走私，但仅查获少许香烟、未有重大斩获。下午6时许，查缉员们回到台北市小春园用过晚餐，依照密报转往太平町圆环一带查缉私烟，附近私烟摊贩见状纷纷逃散，最后在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会处的天马茶房廊下查获逃避不及的林江迈出售私烟。查缉员欲当场将香烟与所得现款全数查扣没收，林江迈表示一家三口生活困难，跪地哀求不要将香烟等东西全部带走，至少发还一部分；路旁民众也纷纷聚拢围观、帮忙求情，但是查缉员不同意请求。林江迈情急下缠抱查缉员叶得根不放，叶得根随手以配备的手枪枪柄敲击头部，导致前者出血受伤、昏迷在地。在场围观的行人见状群情激愤，立即包围查缉员；查缉员连忙抛弃货车分头逃窜，群众紧追不舍。查缉员傅学通在永乐町遭紧追者抱住，情急下向群众开枪示警，击中在自宅围观状况的市民陈文溪胸部，隔日不治。
这项举动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愤怒的民众要求枪毙凶手无果后，在台北市集结发起请愿游行示威、演说事件经过，通告罢市、罢课和罢工；许多商店相继关门，街头出现不安气氛。当地政府很快实行戒严，但并不成效。随着台湾人民纷纷发起各种抗争，台北市的冲突迅速蔓延各地，治安事件扩大为政治运动。3月8日，福建省增援的宪兵团2个营搭乘海平轮登陆基隆市镇压，与基隆要塞司令部部队在街头密集扫射肃清、并搜查户口，各地军队也展开绥靖工作。至少有八千人在这次事件中身亡。
许多期待国府统治及反抗日本的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中惨遭政府杀害，例如当时协助国民政府接收的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林茂生等人亦罹难或被迫害而客死异乡。国民政府被批以“征服者”之姿入主台湾、怀抱著“优越感”专横滥权，并实施长达四十年的白色恐怖统治，长期打压台湾人，压制民主、人权与自由，许建荣、卢世祥、张炎宪、郑邦镇、周明峰认为这并非国民党政府所称的台湾“光复”，而是台湾“再沦陷”。
1987年，台湾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严法，随后在1991年开始进行政治改革。1992年，台湾举行了首次的民选立法委员选举。1996年，台湾进行了首次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的总统选举。这一系列的改革标志着台湾摆脱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